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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可以肯定的一点，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！作为与黔中、剑南、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，云南道治善阐府（昆明），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，这个规模与水平，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，都是能够排上号的。

    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，是不可否认、不容抹杀的，但时，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。土地矛盾（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），贫富差距，汉夷矛盾，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，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.

    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。事实上，从建隆三年开始，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，蛮民袭扰、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，蛮部之间（包括受封土司）互相抢掠、攻伐、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。

    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，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，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。但是，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，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，社会治安不稳，犯罪率不断提高，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。

    “川—滇”茶马贸易受到影响，直接利益的损失，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，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，便格外重视，亲自奏疏一道，向朝廷禀报。

    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，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，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，又何尝真正平息过，蛮乱而已，闹一闹，也就消停了。

    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，是不能姑息的，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，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，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，还民治安。同时，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，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，维稳滇黔，迅速恢复地区安定。

    这样的举措，若是发生在太宗朝，哪怕在康宗朝，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，但是平心而论，到建隆时代，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，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。

    因此，当朝廷制书下达时，响应的土司很少，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，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，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。

    而地方官府与驻军，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，还是大举出动，重拳出击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，真心剿贼，一心维稳的，还真就不多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有些官府官军，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.矛盾被激化，更大混乱的到来，也就不出意外了。

    察西南治安难定、蛮乱渐剧，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，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，甚至渎职懈怠、阳奉阴违的行为，刘文济更觉愤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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