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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北方因地制宜，南边也是如此，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，旁的不提，土司制的特殊，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。

    所幸，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，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，便及时调整。

    对西南道州，朝廷给出的方案则要更为简单，直接从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，至于土司们如何对治下的山民、蛮民如何管理、压榨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也不怕闹出乱子，以朝廷的力量，足以弹压不服的乱民、蛮民了，并且这是土司制在大西南地区推广开来后，用二三十年发展形成的一种平衡。

    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们的地盘实行税改，搞土地清丈，那才会闹出大乱子。

    特殊情况，特殊对待，但同样的，不管是北方还是西南，边鄙州县之中，也不乏从事传统农耕的汉人，同样有官僚、地主占地，对于这些情况，自然要依新制，统归地税了。

    那么问题来了，首先如何区分地主与土司，这几乎是无解的。对西南道州的税改至今还不满三年，但从开展起，便骚乱不断。

    土司骚乱，地主诉苦，甚至两者联合起来，抗拒朝廷税政，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搅浑。作为既得利益者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搞出什么动作都正常。

    也就导致，短时间内，大西南骚乱不断，冲突急剧，甚至出现了朝廷调派的治税官吏身亡的情况。最终受到影响的，当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权威，以及那些只是安安稳稳接受剥削的小民们

    当初有鉴于西南局势的沮蹙，朝廷也大为震怒，尤其对于地方官府的不作为，为此，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旸亲自签发制令，撤换、罢免甚至日常杀鸡般地拿下了好些剑南、黔中、云南、广西、安南诸道官吏，并责令道司，弹压骚乱。

    朝廷施压，地方上也没有那么容易抗住，毕竟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很强的，各派地方势力方有所收敛，不过一月的时间，骚乱立止。然而，大乱止，小乱不已，在不断的牵扯对抗中，税改的进程自然耽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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